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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的医生,治病的点是这个

  小 编 导 读

  得病之后,若遇见一位医生,治好了我们的病,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位好医生。但真正厉害的人却能做到治未病,于未病之时就能看出端倪,及时制止疾病的发展,终免患者病痛之苦。中医的“治未病”牵涉了方方面面的思想,我们一起从下面的文章中体会一下“治未病”的智慧吧。

  “未病”和“治未病”的理论及方法是中医药学独立于西医学的一个创造。关于“治未病”的重要性,《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扁鹊给齐桓侯看病而逃的故事体现得非常生动而明确。当年,齐桓侯请扁鹊入朝做客,扁鹊入朝见过齐桓侯后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齐桓侯不以为然,于是扁鹊离去,齐桓侯感到很是不悦。五天后,扁鹊再一次入见,望见齐桓侯便退而走,齐桓侯不解其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又过了五天,齐桓侯体痛,使人召见扁鹊,扁鹊已逃去无踪。

  按照中医药学的“未病”理论,人体的生命状态可以分为“正常”“未病”和“已病”三种,并且这三种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未病”是机体从“正常”到“已病”状态的一个必经的病理阶段,每一种“已病”都有其相应的“未病”,而每一种“未病”也都有不同的“未病”阶段,有效地治疗“未病”,既能够预防“已病”的发生,又可以阻断“未病”向“已病”的不良转归。

  

  在中医学看来,一个高明的医生是能够察其“未病”而治之的医生,中医药学将这样的医生称为“上工”或“圣人”。例如,中医医圣张仲景就这样论述“未病”和善治“未病”的医生:“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可见,“上工”和“中工”察病治病的方法实有很大的不同,其临床疗效自然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除了内伤性疾病具有“未病”阶段之外,外感性疾病也同样有不同的“未病”阶段。在中医药学经典的“伤寒”和“温病”学说中,就揭示了侵犯机体的外邪的性质及其所居部位的传变及其传变过程的辨证论治理论,严谨而生动地描述了外感性疾病中“未病”和“已病”的动态转化过程及其辨证论治方法。此外,中医药学还建立了一套关于“五运六气”的演算方法,利用这一方法,医家能够识别外在邪气、天运之气和机体正气之间的相互作用状态,从而预测外感瘟疫的发生,达到“避之有时”的预防效果。

  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创造出“未病”和“治未病”的理论及方法,除了基于长期的临证观察、实践和完美的利用类比推理等科学思维的因素之外,更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

  也许是受制于处置已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或者因为思想家们对人们心中缺乏忧患“世乱”的教诲,还或许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主动把握,但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事实是,从很远古的时候起,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就形成了非常深厚的“防患于未然”的观念。

  早在先秦时期,左丘明著《左传·襄公十一年》,就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汉语中,也有很多人们惯用的成语分别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表达凡事善于并能够“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的。正的方面如“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有恃无恐”之类,反的方面如“措手不及”“临阵磨枪”“临渴掘井”之类。大家知道,成语是汉语言特有的一种语言结构,其中凝聚着古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或生活向往,因而这些成语当是他们内心把握或担忧事务时有可能发生“风云变幻”的认识以及必须要“防患于未然”地加以处置的一种写照。“防患于未然”是古中国人的一种处事方式,也是对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的一种教导,其中强烈地折射出了中国人凡事追求和谐的文化性格,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刻骨铭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文化性格及文化基因,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处事实践中,有火就一定要置水于火上,水火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而“迨天之未阴雨”,就要“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中医药学的知识体系是用汉语言表述的,也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这种深深刻在古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无疑也会表达于中医学中。这对于形成像“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样的“未病”理论及其“治未病”的方法发挥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中医药学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是横跨了科技和文化两个领域的问题,而今天大力提倡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自然也就具备了科技和文化两方面的意义。

  在科技方面,我们注意到,“未病”理论虽然是中医药学特有的概念,但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许多生物医学家们也认识到了有许多疾病同样有特定的“未病”阶段以及由“未病”到“已病”的演变。例如,糖耐量低下(IGT)是糖尿病的“未病”,高脂血症是动脉硬化的“未病”。大多数的急性细菌或病毒感染性疾病,由于细菌或病毒与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状态的不同,也表现出长短不等的潜伏期或不同的病理阶段。特别是随着病理学从组织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的发展以及分子病理学的出现,不断地令医学家们认识到疾病的病理变化有一个在特定组织器官的特定基因组、代谢组和形态组的相互演变过程,或基于基因组至代谢组和形态组,或基于代谢组至形态组和基因组,或基于形态组至代谢组和基因组。疾病类型众多,常因病因及其致病条件或时间的不同而使其发病或演变路径亦有很大的差异。于是,“未病”和“已病”的情形便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显现出来。

  所以,中医药学的“治未病”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不仅是中医药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也是人们更有效防治疾病的客观要求,并对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大力发掘、研究中医药学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使我们将其与现代生物医学的病理生理学理论统一起来,创造出全新的医学病理生理学理论,并且二次发明创造出全新的关于“未病”的诊断方法和技术以及“治未病”的有效方法,以便今天或明天的生物医学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面对的许多重大健康问题,使人类更加从容地应对许多重大健康问题对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

  在文化方面,以中医药学为载体,能够更有效地向国民和世界传递中华民族“防患于未然”的处事观念及其追求和谐的文化基因,诱导人纯真善良的本性及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事方式,同时也能够使许多政治家或社会管理者从中学到、发明和建立更好的“治世”方法及规则。这是一个令人饶有兴味的“仿中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由此看来,中医药学的“未病”以及“治未病”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使医生善治人身之病成为医家“上工”,且还可让政治家们善治人心之性和凡世之患而成为政治“圣人”呢!其意义自然广大而深远!

  中医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如何从艺术的角度解读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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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艺术中医 》